青年时期的作者
黄培，1952年出生，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统计系，高级统计师。曾任国家统计局调研员，《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编辑部主任，为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现已退休。
科技的发展使世界的空间变小、距离缩短。清华白楼发小庞沄和庞琳兄妹俩利用互联网的功能，把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清华发小聚集在“清华园的发小们/清华园的孩子们”微信群下，大家畅聊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讲述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勾起了我对清华白楼的回忆。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分为多个住宅区。如解放前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教师宿舍北院、西院、照澜院、普吉院、胜因院、新林院，解放初期学苏联修建的教工宿舍1～8公寓，为校级领导和高级教授修建的9~12公寓，鹤立独行的13公寓，1950年代为教职工修建的连排平房一区至六区，1960年代初为教授修建的15～17公寓……其中：15～17公寓因其外观涂有白色水刷石面层而被称为白楼。清华白楼坐落在清华校园的西区，毗邻清华西门，一条不到十米宽的万泉河将它与学校主干道清华路隔开，环境清幽典雅。万泉河源自海淀万泉庄西，流入清河，那时河上仅有一座可容一人通过的没有桥栏的钢筋水泥桥，外人不轻易走，所以在孩子们眼里，白楼更像是世外桃源。小时候听我父亲讲，清华大学师生自己设计的白楼，最初是为苏联专家设计的。1950年代中苏关系还好的时候，清华不但聘请了苏联列宁格勒土建学院的萨多维奇专家担任校长顾问，还陆续聘请了60多位苏联及东欧专家来校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因此白楼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建筑，每家窗台前都设计了摆放鲜花的花坛，防震级别采用了当时国家最高级别的防震标准，内部装修生活设施齐备，供应热水和暖气。因为苏联人喜欢晒太阳，所以楼顶特意设计为宽敞明亮的平顶露天晒台，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颐和园佛香阁和玉泉山塔。白楼交付使用后，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将新房分配给了本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校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居住，因此那时清华人都称白楼为教授楼。作者全家在17公寓楼顶（1967年） 左起：母亲郑晏、姐姐黄坤、弟弟黄圻、父亲黄熊、作者白楼房屋的户型设计每栋不同，分配对象也不同，主要是按照教授级别和行政级别分配的。16公寓大多数住的是三级以上教授和校级领导干部，15公寓和17公寓大多数住的是六级以上教授、副教授和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另外，从居住环境来讲，白楼一层比其他楼层门前面多了一个小花园，可以种植花草树木。为了照顾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一层住宅全部分配给了这批人，他们大多数属于清华的“108将”，也是清华教师中的宝贵财富。那时清华新房分配是按照单位进行的，不像现在是按照个人学历和资历计算总分排序分配的，因此白楼各系教师居住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以我家居住的17公寓一门洞为例，除一层居住的是两位外系教授外（101号是留美博士、电机工程系教授童诗白家，102号是留美博士、水力工程系教授陈樑生家），其他各层住的全部是土建系（那时土木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合并）教授、副教授和归国华侨。如201号是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家，202号是邝守仁教授和江丕权教授两家，203号是莫宗江教授家，301号是朱畅中教授家，302号是黄熊教授家（我家），303号是胡允敬教授家，401号是吴增飞教授家，402号是康寿山教授与关肇邺教授两家，403号是罗福午教授家，501号是赵炳时教授家，502号是楼庆西教授家，503号是李承祚教授家。二门洞也住有土建系教授，如304号是汪国瑜教授家。其中：莫宗江教授、胡允敬教授、汪国瑜教授以及住在16公寓401号的张昌龄教授，与梁思成教授共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设计，他们的贡献被载入历史的史册。其他各位教授都参与过国家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住在这种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所听、所看、所接触的事物肯定与众不同，成长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单位同事宅邸相对集中的好处是商量工作方便，小时候我常拿着父亲写的字条或者图书等，送到楼上或楼下的某位教授家，所以与各家的大人和小孩都比较熟悉。坏处是在“文革”中才体验出来的。“文革”期间，哪位家长受到冲击或者政治上受到当权派的怀疑，外系的大人可能还不清楚，门洞里的孩子就都知道了，住不住在白楼是衡量家长有无“政治问题”的风向标。那时清华房管处的人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如果有谁受到“政治审查”，即使性质未定，也必须搬出白楼。白楼发小滕运先生在《清华校园往事》中写道：“‘文革’前父亲作为校党委委员、化工系主要负责人，我家住在16公寓……‘文革’初期搬到了17公寓……后来又搬到西院……”也就是说，随着他父亲滕藤先生政治命运的起伏，他家的居住条件从4居室搬到2居室，后来又搬到平房……“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被各派随意批斗，有的白楼人家即使没有搬出白楼，也被“掺沙子”搬进一家工人或者造反派，24小时监控你的一言一行，个人隐私完全没有。如白楼发小王如骐家从16公寓4居室搬到15公寓3居室，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合住的命运，家庭最起码的私密性全无。我家也因无法忍受这种“政治”待遇，于1972年搬出了白楼，搬进了由我父亲参与设计和建造的新林楼。发小，是北京地区方言中的一个词，就是指从小一起长大，大了还能在一起玩的朋友，一般不分男女，相当于南方的“开裆裤朋友”或东北的“光腚娃娃”。清华发小与北京胡同发小的最大区别，一是父辈大多数是共事多年的同事，家长与家长、家长与孩子之间都比较熟悉。二是在成长过程中，学生生涯从幼儿园起、小学、中学都是同学，有的即使不是同班同学，也是住在同一家属区的邻居，大家从小儿一起跳皮筋，一起钻青纱帐捉迷藏，一起趴在草丛里逮蛐蛐，一起在邻居家看书或看电视，一起做“坏事”被抓住受惩罚……即使几十年没有联系，通过清华园这根纽带，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联系线索，恢复交往。2015年10月清华附小百年校庆，为纪念附小百年诞辰，清华附小从历年毕业的15800名校友中，根据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年代的特点，从各行各业中挑选出20位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他们都是事业有成、具有代表性的榜样校友。其中：陈小悦、孙立哲、汪又珣、周正宇和胡洁榜上有名。上世纪60年代他们都住在17公寓，是我的邻居，我有幸与他们一起成长。陈小悦，经济学家，1969～1977年在陕西延安下乡插队，1978～1988年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就读本科、研究生、博士生。1988～2000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会计系主任，2000年起兼任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曾担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是“清华一条龙”教育的典型代表。小悦大哥的父亲叫陈樑生，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建立了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土工试验室，1952年建立了清华工程地质及土力学基础工程教研组，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岩土工程学科的研究生。那时小悦大哥家住17公寓102号，我家住在302号，因住同一门洞，碰面的机会比较多。“文革”前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见面时不管男女老幼都要相互称呼或者问候，小悦大哥见到小他5岁的我，经常是抿嘴一笑，算是打招呼了。小悦大哥是清华附小1960届毕业生，清华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无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他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是学校树立的楷模与标杆。记得在清华附小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多次告诫我们：远学英雄，近学榜样，向陈小悦学习。因为姐姐黄坤与小悦妹妹陈小林是同学，小时候我多次跟着姐姐去陈家玩。记得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小悦大哥：“怎么学习才能使成绩不断提高呀？”小悦大哥笑着回答说：“用心学习才行呀！”那时我虽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是默默地记住了“用心学习”四个字，并受益匪浅。“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傍晚的时候，全楼孩子都喜欢聚集在小悦大哥家窗户下玩，我们总能透过玻璃窗看见他在看书或者写东西。即使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反派的高音喇叭整天对着17公寓大喊大叫，他也不受干扰地继续学习，这就是“文革”后小悦大哥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孙立哲，原名孙立喆，出版家、企业家、学者。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的清华附中同级同学、终生挚友。1969年初与史铁生一起到延安地区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等多所院校获得多学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学位。1986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公司，1991年回国创业。现为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和万千、万水、万生心语、美迪亚等公司董事长，是欧洲法律研究中心医学与法律研究院共同院长、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专业会士，曾先后在东北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兼职教授。1990年代初至今，通过其公司向国内引进、翻译、开发和出版了万余种图书。孙立哲的父亲叫孙绍先，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曾为美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员，194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电工系教授，电机工程学家、电力网电力系统专家。那时孙立哲家住17公寓105号，我们年龄相差无几，是清华幼儿园同学，经常在一起玩儿，当时他就显得与众不同，主要是善于团结同学和不欺负女孩。一年夏天我们在楼下玩捉迷藏，立哲被对方抓住，我就把小辫子放在他头上进行伪装，对方误以为被抓的是我，我们因此胜利。这是2015年聚会时立哲告诉我的。立哲小时候就有女孩儿缘，当我们跳皮筋儿缺少人的时候，就跑到他家求助，即使他正在做功课也不会拒绝，跑出来用腿撑着猴皮筋儿让我们跳，所以他在陕北插队时受到多位女孩的喜欢。立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聪明伶俐、胆子大，敢于担当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曾自告奋勇捅掉了我们门洞的马蜂窝，结果是他被马蜂蛰的满头大包。20世纪70年代立哲在陕西延安地区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做手术，多次抢救危重病人，成为传奇式的知青人物，我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从小就有那种敢做敢为、勇于开拓的精神。汪又绚，著名服装设计师。那时汪又绚家住17公寓304号，是17公寓女孩儿的主心骨之一，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她现在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服装设计师，第29届奥运会文化活动部专家编导组服装总设计师，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委。主要服装设计涉及话剧、歌剧、舞剧、京剧等多个领域。曾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三次，国家精品工程奖两次，文化部服装设计金奖三次；中国舞美学会专业奖八次……现任北京舞蹈学院艺术设计系导师。汪又绚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是与她的家庭环境分不开的。她父亲叫汪国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教育家、建筑学家，194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在东北大学工作，后被梁思成教授聘请到清华大学新组建的营建系工作，1950年作为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成员之一，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曾参与国家剧院、中国美术馆等重要建筑的设计工作。记得我们还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汪又绚已经开始阅读她父亲的建筑艺术类藏书了。“文革”期间学生有学不能上，她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的储藏室里看那些砖头厚的藏书。大量的阅读使她获得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记得一次我们去中山公园照相，我拿起相机就拍，似乎只要有人影就行了。汪又绚告诉我，摄影一定要注意构图，拍摄同样的一张照片，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构图，不同的构图就产生了不同的画面效果……她还具体指导我，拍摄人物时最好应用“她在丛中笑”的构图，拍摄风景时上方最好有树叶或云彩衬托……当时我就感觉她在艺术上的悟性要比同龄人高很多。周正宇和胡洁是清华附小1970年代毕业生，年龄比我小很多，严格来说应该不能算作我的发小，是我弟弟的同龄人,但毕竟在一个楼里住了至少10年，他们的成长经历一直有所耳闻，因此也简单介绍一下。周正宇，小时候家住在17公寓508号，是清华附小1972届的毕业生。他曾任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持和参与了北京市各主要高速公路、奥运道路、京津冀联络线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组织完成了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APEC会议、抗战胜利70周年庆典等重大活动的交通保障工作，发明“地铁施工桥梁预顶升技术”并获国家专利。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在清华附小同学聚会上见过面。胡洁，小时候家住17公寓303号，与我家一墙之隔，是清华附小1974届的毕业生。现在是著名的风景园林工程师，美国风景园林师协会成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主设计师，人称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之父，荣获过国际风景园林奖、中国最具创新力（2011）风云人物、科学中国人（2010）年度人物。现担任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17公寓一门洞1954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有20多位，被我们称作小字辈，他们的头儿是胡洁的姐姐胡林、罗燕（家住403号）以及我弟弟。他们年龄相仿，兴趣爱好相同，共同语言更多。千万别小看这些小字辈，他们长大后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其中在社会上最有名气的是家住101号的童蔚，她是中国“九叶派”诗人郑敏的女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诗歌，1985年起在《秋水》《诗双月刊》《人民文学》《十月》《山花》《诗潮》《诗网络》《翼·女性诗歌》《香港文学》等内地及港台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1988年出版个人诗集《马回转头来》、2011年出版《嗜梦者的制裁--童蔚诗选》、2016年出版《脑电波灯塔--2011-2015童蔚诗选》。曾参加过国际诗歌节。部分作品译成英文出版。除诗歌创作外，亦写作文化专栏。2013年开始绘画创作，参加过中韩艺术家画展。我最熟悉且目前联系最多的17公寓发小，就是当年家住306号的庞沄。庞沄是清华附小1965届毕业生，清华附中1968届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8年考上北京科技大学，后留校工作任职副教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任《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常务编委，主编过《守望记忆》、《清华之子—陈小悦》、《延川插队往事》等书，是20集电视连续剧《回首黄土地》的第一策划人和责任编辑，2018年担任电影《走过青春》的责任编辑并参与了拍摄。我们两家走动比较多的原因，即双方家长是同事。我父亲黄熊与庞沄父亲庞家驹是北大工学院的同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一起到了清华。几年后我母亲郑晏与庞沄父亲又成为了教务处同事。庞沄父亲是个双肩挑干部，既是教授又兼任教务处的行政领导，主抓我母亲他们科的工作。具体地讲，就是庞伯伯上午11点以前去给学生上课，11点以后回教务处办理行政性工作。“文革”前，蒋南翔校长非常重视清华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他认为只有抓好学校的教学组织管理，才能把清华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教务处创新工作层出不穷，永远有办不完的事。如在教学工作中，倡导教授们用英文给学生授课，事先我母亲与庞伯伯为具体事宜讨论了很久。17公寓孩子们玩儿的时候不分男女，经常是一家兄弟姐妹带动一群孩子们玩。我与庞沄接触更多是进入清华附小校友会之后。庞沄是个全才，虽是理工男，但文学水平毫不逊色，写作、绘画、摄影、编辑样样在行。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在编辑《世纪情愫》和《清华附小校友名录》的过程中，善于团结人，助人为乐，任劳任怨。经常加班加点不睡觉，被称为拼命三郎，大家都喜欢他那开朗随和的性格。上中学以后，17公寓的孩子们开始进入青春期，男孩儿女孩儿聚集在一起玩耍的机会少了。但由于各家都有性别不同的孩子，所以信息交流仍然是畅通的。比如男孩儿开展什么活动，第二天女孩儿就知道了。如果女孩儿认为男孩儿的活动方式好，立刻就开始仿效，反之亦然。1968年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开始陆续分配工作，即将离开北京。家住17公寓的孙立哲、庞沄、张铁良、方胜，以及家住9公寓、胜因院的常振工、常振明、史青、马迅等人，因喜好围棋与清华大学学生余昌民等人成为好朋友。眼看着棋友们即将流散于祖国的四面八方，在余昌民的建议下，这些围棋爱好者集体去照相馆照了张照片。多年后，随着孙立哲、常振明（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等人成为社会名人，此照片在清华园和社会上开始流传，围棋的故事也载入了围棋的历史史册。清华园里还流传着一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照片，清一色的清华男孩，主角是住在白楼、甲级公寓（那时9～12公寓的统称）和胜因院的孩子。当时社会上相传中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分配，男孩儿们意识到无忧无虑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恰好陈冲20岁生日那天要去五道口照相馆照相，男孩们捧场，呼啦一下去了十几个人，留下了当年的风采。男孩儿们拍照集体像的消息传到女孩儿中，女孩儿们也商量尽快组织拍个集体照，但是去哪儿照成为了焦点。去照相馆照？女孩儿担心男孩儿会嘲笑她们没有创造力只会模仿；去天安门照？许多家长又不同意，担心安全问题。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间流行“拍婆子”。拍婆子是指男孩儿通过与素不相识的女孩儿搭话来交朋友。它既是带有准黑话性质的俚语，也是一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时尚。最后坚决去天安门照相的只有17公寓7个情投意合的女孩儿，包括：庞荧、庞琳、汪又绚、汪有红、方进、张秋琳和我。在骑车出发前，庞荧和庞琳的母亲何阿姨决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并在天安门广场给我们拍了一张集体照。之后我们几个又去中山公园玩了一整天，拍了多张照片，留下了离别前的最后合影，也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
白楼17公寓的女孩（摄于1968年）前排左起：张秋琳、汪又红、黄培；后排左起：汪又绚、庞琳、方进、庞荧
当年住在16公寓的发小中，我们1965届学生不少，比如住在102号的卫小红、103号的辜家华、201号的艾平、205号的李秾、302号的王如骥、303号的郭励清和郭励强、305号的李子壮、401号的张建、402号的徐浩，先后入住505号的宗和、任爱民、任爱华，以及506号的陈虎等。大家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成长，度过了自己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在所有这些同学中，当年我去徐浩家的次数最多，从幼儿园起到小学毕业，我们不但是同班同学，还是最好的朋友。在男生眼里，徐浩与我形影不离，他们甚至还编了顺口溜，清华附小百年校庆聚会时还有人提起。徐浩的父亲叫徐亦庄，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教育家，光学家。解放初期，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不顾美国当局的阻挠，克服重重障碍，与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好友邓稼先、汤定元等一起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调整为物理教研组，1982年恢复建制），教书育人40多年，是我国新型激光器件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徐浩家与我家是照澜院的老邻居，两家在1961年搬到白楼之前，都住在照澜院。当时徐浩家住5号，我家住19号，遥遥相望。上幼儿园的时候，徐浩的爷爷还在工作，担任上海市轻工业局领导以及中国武术协会副会长。每当他来北京出差，出生在上海的徐浩都强烈地要求与老人一起回上海生活。家长不同意，她就放声大哭，还抱住老人的大腿不放。徐家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快去喊黄培来！”反正我一到徐浩家，她就不哭了。徐浩不止一次地为回上海哭闹，我这个救兵也被她家搬去多次。徐浩不但是我们班的大队委，还是我们学习小组的组长。每天下午学校下课，我们都要去她家做作业。我们小组的成员有：程安（住15公寓309号）、阮忠慈（住胜因院）和我。学习地点是老师指定的，一般是选择有老人的家庭，这样老人在看管自己孩子的同时也看管了其他孩子，老师和家长都放心。徐浩的婆婆（奶奶）是上海人，那时她虽年事已高，但照看我们成为她义不容辞的责任，除了督促我们完成作业外，还经常叮嘱我们什么可以玩，什么不能玩，给新课外书看……如果婆婆高兴，偶尔还奖赏每人一块上海奶糖以资鼓励。要知道上海奶糖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个稀罕物，比学校发的三好生奖状更有激励作用，以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记得徐家奶糖的味道。张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张建父亲张昌龄是清华土木建筑系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张伯伯参与了清华大学一公寓、二公寓，一员工食堂、二员工食堂和西大饭厅的设计与施工。那时候国家穷，建房一没钱、二没建筑材料，为解决大食堂屋顶跨度大的问题，张伯伯想出的方法是将屋顶设计为一个个小拱形，这在当年是个创举，现在这些食堂的建筑结构还保持完好。“文革”后期，清华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撤回北京，为了解决教职工的住房问题，张伯伯、我父亲以及土建系的多位教授，一起参与了建造新林楼的工程，张伯伯因为施工经验丰富，还担任了砌砖盖房的指导老师。20世纪60年代，清华有电视的家庭很少，张建家因为有电视成为吸引孩子的地方。据多位发小回忆，他们都去张家看过电视。张家有许多动物标本，都是张伯伯自己制作的。那时她家有辆摩托车，张伯伯经常骑着去郊外打猎，凡打到的猎物皮毛完整就制成标本陈列在书房里，那些老鹰、小鸟、小动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我们常怀着好奇的心情观赏那些标本，这在其他同学家里是看不到的。记得1966年8月红色恐怖前夕，我与徐浩、张建结伴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走到王府井大街北口八面槽时，看见一群红卫兵正拿着剪子气势汹汹地追赶行人。当时我们非常好奇：红卫兵造反不是在学校吗？怎么还跑到了王府井大街？只见红卫兵看到路上穿有奇装异服的、有烫发的或者梳大背头的，立刻围追堵截，当场把他们的衣服和头发剪掉，吓得行人纷纷逃窜。晚上回家听新闻才知道，这叫“破四旧”，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原以为“破四旧”与我们自己无关，没想到几天后，白楼许多教授家被查抄，门上贴着大字报，他们多年保存的书籍和文稿被付之一炬。一些不属于“四旧”的东西，清华大学红卫兵想占为已有，就直接去教授家“借”。如张建家的摩托车就被红卫兵借走再也没有归还，当年这些都是革命行动。清华附小毕业留念（1965年）左起：徐浩、黄培、张建当年家住16公寓302号的王如骐是我的好朋友，她大弟王如骥是我同年级同学。王如骐和王如骥的父亲叫王补宣，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热工学、传热传质学、工程热力学学者和教育家、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曾荣获全球能源学会“人类利用能源”大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在第九届亚洲热物性国际会议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在搬白楼之前我与王如骐就熟悉，那时她家在照澜院10号，我家在照澜院19号。建于1921年的照澜院由10所西式丹顶洋房和10所中式四合院组成，我们分别住在西式洋房与中式四合院中，那时我们喜欢在不同类型的老房子里捉迷藏。王伯伯和王伯母与我父亲是北大工学院同事，听王如骐说，王伯母调到工学院是我父亲面试后录用的，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感谢我父亲。感恩是清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特点。记得小学4～5年级的时候，有个周末我去找徐浩和张建玩，她们告诉我一会儿到王如骐家包饺子。原来三家联合开展了“包饺子”教学活动。包饺子的总指挥是王家保姆“大大”，指导教师是徐家赵阿姨，参加活动的孩子有：王如骐、王如骥、王如骏、徐浩、徐弘、张建、张宪和我共8人。为培养孩子们的集体合作精神和动手能力，每人有明确的分工，有揉面的、揪剂的、擀皮的、捏饺子的……大家玩耍的兴趣超过了干活本身，调皮捣蛋的事件不断发生，大人们也睁一眼闭一眼让我们瞎折腾。饺子的味道我已经记不住了，但包饺子的过程却让我永远牢记。上述片段只是我与王如骐友谊的开始。1975年我从内蒙兵团退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在王如骐的劝说下，我与江小东（住胜因院）一起去了她所在的单位海淀汽车场工作，我们成为同事。到中央机关工作以后，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工作单位，但是都在国家计委（现为国家发改委）大楼上班，经常见面。后来我单位盖了新办公楼，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工作中的联系保持了近20年。退休以后，为清华附小百年校庆出版《世纪情愫》，我们再次携手合作，友谊地久天长！艾平是清华附小1965届毕业生，在清华附小百年校庆活动中被评为成志榜样校友。“文革”前，艾平的父亲艾知生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由于是校级领导，我们这群孩子怕影响他父亲的工作，很少去他家玩。加之他与弟弟艾民从小就酷爱读书，很少与我们一起在楼下打闹、侃山等，我与他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不多。只记得小学阶段，老师拿着他的作文当作范文朗读的情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写议论文，此前小学生的作文类型大多数是记叙文。虽然老师一再告诉我们：“议论文比记叙文好写。”“写议论文的时候只要记住议论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就行了。”可我们还是一头雾水，感觉太抽象了，无从下笔。老师就给我们念艾平的议论文，之后还大加赞赏：“你们听，人家的议论文是怎么写的？基本结构那么清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三方面都写到了。年龄这么小文章就写得那么好，长大一定有出息。”1965年艾平考入清华附中，我考入北大附中，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几乎为零，但他成长的历程我还是有所耳闻的。他1969年去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3年进入北京外语学院学习，1977年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其间，1979年赴加拿大留学，取得研究生学历。2001～2004年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2013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委员。2014年任清华附小校友会名誉副会长。为庆祝清华附小百年校庆，我们共同为学校的活动出谋划策，为庆典活动圆满举办付出了努力。我与辜家华的友谊，在我小学日记里就有记载。那时我们喜欢猜谜语，其中比较有兴趣的猜谜游戏就是猜猜每家孩子名字的由来或者寓意。记得辜家华四姐妹的名字比较有意思，这是他父亲土建系教授辜传诲先生按照孩子出生的国家或者地区起的。如辜家老大叫辜家曼，出生在英国的曼特斯特；辜家老二叫辜家英，出生在英国；辜家老三叫辜家华，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辜家老四叫辜家冀，出生在河北。五年级我们有地理课了，老师布置同学记地名，中国地名和外国地名一大堆，不少地名是必须记住的。我们在记忆英国和河北省简称的时候，一下子就记住了，是辜家四姐妹的名字给了启迪。我们以此类推，把许多“一成不变”的地名换成了“活灵活现”的地名来记忆，事半功倍，记住了很多国家、首都和城市的名字。1996年秋季我受单位委派去美国经济分析局学习西方统计学。其间，访问纽约市政府与联合国统计司一周。在纽约期间恰好赶上周末，我在辜家华的陪同下，参观游览了自由女神像、世界贸易中心以及曼哈顿第五大道。位于纽约曼哈顿岛西南端的世界贸易中心是美国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世界最高的双塔大楼，也是世界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很落后，代表国家经济发展总水平的GDP位居世界第七位，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两国之间的差距以及摩天大楼的震撼力使我深深牢记。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先后撞向世贸中心引起大火，双塔大楼在几十分钟内相继倒塌。当年辜家华为我在世贸大厦楼顶拍摄的照片，成为永久的纪念。20世纪60年代，我也经常去15公寓玩，那儿住了不少清华附小1965届毕业生。如家住101号的宋新一、201号的庄仁东，203号的郑宁、206号的裴东亮、301号的苏蓟、303号的楼明明、309号的程安和程刚、506号的郭新等。另外，家住303号的楼光光、407号的师诚是我幼儿园同学，中班结束后他俩跳班提前进入清华附小学习，我们也很熟悉。非常遗憾的是，目前我脑海里只留下了宋新一家人和师诚家人的故事。白楼刚建成的时候，宋新一的家住在15公寓101号，“文革”期间他家由3居室调整为2居室，搬到了15公寓302号。而我讲述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101号，那时生活是美好的……宋新一与我是幼儿园和小学同学，在搬到白楼之前，他家住在照澜院2号，我家住在照澜院19号，而19号原来的主人就是宋家。清华照澜院建筑群总体设计像一个“口”字形，门牌号从1到20。从数字上看，2号与19号相差很远，但实际距离很近，穿过一条小马路走几步就到了。那时我姐黄坤与宋新一姐宋京一是幼儿园同学，年龄相差无几，脾气也比较投缘，两人关系很好，两家走动也多。据我母亲讲，我小时候特别爱哭，哭的时候没完没了，经常是哭声惊动了宋伯母，她就让宋京一和宋新一到我家来领人，把我带到宋家去玩。我上幼儿园以后变化很大，宋伯母夸奖说：黄培活泼开朗，人也比较能干，没有女孩子那种胆小和娇气的毛病。所以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对待我就像对自家孩子一样。几年前宋新一发给我几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记录着我在照澜院与宋家几个孩子玩耍、做作业的画面，我感谢宋家用摄影镜头记录了我幸福的童年。宋新一全家福，摄于1950年代照澜院，左起：大哥宋楚强、小哥宋渝吉、宋伯伯、宋伯母、宋京一、宋新一宋新一的父亲叫宋镜瀛，清华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的汽车工程专家、汽车工程教育家，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抗战胜利后，宋伯伯到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在待遇优厚的英国国际燃烧公司工作。1948年接到母校清华大学教授刘仙洲和李辑祥的亲笔信，毅然回国任教，创建了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建立了汽车实验室，并任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副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客车学会理事长等职务，教书育人40多年，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和培养汽车设计制造人才做出了贡献。宋新一的母亲叫张聿丽，浙江绍兴人，大家闺秀。宋伯母年轻时不但长得漂亮，还是位非常自信、自强又能干的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6岁的宋伯母带着她弟弟以及7～8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沦陷的上海经历千辛万苦辗转来到昆明。在路上，她不仅要负责大家的安全，还要想方设法寻找食物让大家生存下去，战乱时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到达昆明后，她在当时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的战地医院工作。那时宋伯伯在西南联大念书，为抗日救国在“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任汽车队长，两人在共同的抗日救国运动中相识并结为伉俪。解放后宋伯母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央卫生研究院和某医院工作，后因患心脏病和照顾4个年幼的孩子，辞职回家当了全职太太，从此宋家成为我周末或寒暑假常去的地方。我懂事以后母亲不止一次告诉我：“你小时候是在宋伯母的关照下长大的，你要记住宋伯母。”在我记忆中，宋伯母气质优雅，平易近人，对孩子充满亲和力，没有教授太太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子。宋伯母与众不同在于她出身于书香之家，她父亲张梓生是鲁迅先生的好友，1919年鲁迅移居北京时曾将部分藏书存放在张梓生处。后来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成立，征集文物时，张梓生将当年鲁迅家寄存的三箱藏书全部捐献给纪念馆。1934年张梓生任《申报》“自由谈”主编时，著有《国难的二年》一书，鲁迅多篇文章都是在张梓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受家庭影响，宋伯母读了很多书，也喜欢与他人分享，她家总是聚集了许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是她四个孩子的同学）。宋伯母经常与那些高年龄段的孩子讨论一些问题，他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分析问题的角度，使对社会一无所知的我开拓了眼界。“文革”期间清华大学武斗，宋伯母知道我是双职工孩子没人管教，怕我去大礼堂看武斗受到伤害，隔三差五叫我去她家看书，教我玩益智游戏扑克21点……宋伯母用心良苦，我现在想来非常感动。工宣队进校以后，宋伯伯因在云南抗战救国的事情遭难，宋伯母亦受牵连，精神受到压抑很快就病倒了。在1969年的“上山下乡”热潮中，宋家已经有3个孩子去边疆或农村插队了，工宣队不肯善罢甘休，仍然每天到宋家做动员工作，强迫宋家最后一个孩子去农村插队，精神上的折磨使宋伯母病情加重。在宋新一离开北京去黑龙江兵团的那天，宋伯母不能远送，只能挣扎地走到自家窗户旁边与孩子挥手告别……“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句诗词最能反映当时宋伯母与孩子离别时的心境。1973年我从内蒙古兵团回北京探亲，母亲告诉我，宋伯母病的很厉害，并嘱咐我一定要去看看。但是宋家并不欢迎外人去，我第一次违背了宋家的意愿走进了宋伯母的房间。宋伯母看见我以后很高兴，拉住我的手问她是不是变样了?我告诉她：“你没有变样，还是像年轻时那样漂亮！”宋伯母会心地笑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宋伯母年轻美貌的样子，记得她心地善良的为人，记得她对孩子们慈母般的关爱……在宋伯母的开明教育下，宋家四个孩子性格开朗、心胸开阔、自立能力强，善于思考、学有所成。宋新一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叫宋楚强，清华附小1955届毕业生。宋大哥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个子高以及身体素质好，被选拔为“国防体育”跳伞运动员。每当周末他回家的时候，我看见他脚蹬半高腰伞兵靴，身穿伞兵服，腰间还挎着一把锋利的伞兵专用刀，神气十足，非常羡慕。后来宋大哥考取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曾作为清华大学游泳运动员、舢板运动员、排球运动员、航海队总队长为清华大学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那时宋大哥的几位大学同学，包括张美怡的哥哥张元正，都喜欢聚集在宋家聊天，具体聊什么内容我根本听不懂，但是也喜欢凑在边上听，他们谈论的大学生活使我无限地想往，并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上大学。2014年清华附小校友会拟出版《世纪情愫》，在征稿阶段由于1955届毕业生的征文太少，我就向他求助。一个月后宋大哥发来了文章，详细介绍了他在清华附小的学习生活情况，令我非常感动。宋新一的二哥叫宋渝吉，因为我和宋家关系很熟，我也随他们称其为“小哥哥”。小哥哥是清华附小1958届毕业生，他上有哥哥，下有弟妹，在家排行老二，跟我比较相似。大概是老二关照老二吧，他对我格外宽容，有求必应。20世纪50年代，宋伯伯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回国的时候，带来一台幻灯机和许多幻灯片，包括《长鼻子的匹诺曹》《好兵帅克》《小美人鱼》《小红帽的故事》等，这些片子在那个年代属于稀罕物，也是我了解世界的窗口。那时小哥哥已经上中学了，每天功课很多，我经常在周末请他给我们播放幻灯片，他讲故事的时候声情并茂，引人入胜。记得一次模仿《彼得和狼》里的大灰狼讲话，由于声音逼真，愣是把一个小朋友吓哭了，可见之精彩。小哥哥动手能力极强，尤其擅长无线电技术。住在照澜院的时候，他经常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去科学院电子所门口的垃圾站淘宝。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那些废弃的、带有正负极、外表没有破损、体型完整的电阻、电容、小变压器之类的电子元件捡回来。到家之后，小哥哥就用万能表测试每个元件，把测试数据逐一记录在纸上，再把电子元件分门别类摆放好。虽然我对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但小哥哥对事物认真的态度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对我影响很大。现在小哥哥还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着他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设计的一种小流量、高扬程、节能高效的旋喷泵弥补了中国泵业生产方面的空白，获得了北京市自主创新科学奖，已转化为生产力并批量生产，为国家节能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宋新一的姐姐叫宋京一，清华附小1963届毕业生，与我姐姐黄坤是好朋友。那时姐姐常去宋家与一群清华附中的女孩儿辜家曼、李牛牛、高进、黄友农、王晶等人畅聊国家大事。在我眼里，她们年龄大，思想比较成熟，看问题角度不偏激，议论问题深入客观，谈天说地的层次高，非常喜欢旁听。记得某天我兴致勃勃地踏入宋家的大门，看见这群女孩儿正坐在沙发上流泪，可把我吓懵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仔细一打听，原来是宋京一正在讲抗美援越的故事，主人翁是她们同学的哥哥，也是清华附小校友，在越南战场打击美国侵略者时壮烈牺牲，战斗非常惨烈，烈士的遗物刚被送回家……通过她们议论，我才知道，在和平年代，中国人民还要为越南人民的战争流血牺牲……也理解了“子弹是不长眼睛的”这句话的含义。宋京一是宋家的掌上明珠，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聪明伶俐、性格开朗、待人诚恳、乖巧听话，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宋京一从小就学习跳舞、练习钢琴，听她弹奏钢琴练习曲，为我了解西洋音乐打开了大门。1968年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宋京一随着清华附中同学到山西插队，她所在的村庄座落在山上，生活用水十分困难，要用毛驴到十几里地以外的地方拉水，艰苦的生活锤炼了她坚强的意志，艰辛的劳动塑造了她藐视一切困难的勇气。1970年代初宋京一回到北京，曾在国际俱乐部当了几年服务员。那时涉外工作让人羡慕，不仅能经常接触到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国内高官和国际友人，还能开阔视野、享受较好的生活福利待遇。但宋京一不甘心如此下去，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英文（中学学的俄文），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不久她就能用英语与客人流利地交谈了。由于她性格开朗，善于团结人，业务熟练，在服务员中的声望很高，被推荐到外交学院学习。1986年宋京一以优异的成绩被美国某大学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后获得美国历史博士学位。宋京一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历史系主任，她撰写的为海外华人英雄事迹树碑立传的两本书已经出版发行。宋新一在家最小，排行老四，清华附小1965届毕业生，与我同级同学。宋新一从小就不太爱学习，特别是不爱做家庭作业，宋伯母让我到宋家做功课的目的就是监督宋新一，可他蔫淘，经常做完作业一溜烟就跑出去玩，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还不如宋伯母多。宋伯母教育孩子有方，虽然宋家生活条件非常好，“文革”前还有保姆，但她说：“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必须从小培养。”所以宋新一从小就受到生活技能方面的培训。1969年宋新一被分配到黑龙江兵团，曾经从事过各种艰苦的劳动，包括：养鹿、放马、赶大车、割麦子、打草、开拖拉机、伐木、挖煤、打井……其中：时间最长的工作就是给各连队和当地老百姓打水井；危险系数最大的工作就是在双鸭山煤矿挖煤。20世纪70年代中国煤矿的矿难事故排在世界第一，许多年轻矿工宁可不挣钱也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下井干活，宋新一在下井劳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安全返回地面……艰苦的生活、艰辛的磨难、曲折的经历使宋新一逐步成长起来，虽然他从事过各种最苦、最累的劳动，但每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都能很快地掌握劳动技巧并且干的又快又好，多次受到表彰，其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亚于当地的老职工，一点也看不出来是在教授家庭长大的老疙瘩。改革开放以后宋新一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经贸部工作。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经理，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20世纪60年代白楼盖好后，师诚一家人就搬进了15公寓407号。此前她家住在照澜院1号甲，诸多关于清华园照澜院的风光照片，都是以她家为背景的。师诚家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师勤是清华附小1963届毕业生，她是清华附小1964届毕业生，妹妹师环是清华附小1967届毕业生，弟弟师俭是清华附小1972届毕业生。师诚的父亲叫师克宽，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在清华大学教书育人一辈子，桃李满天下。师家是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师诚说，他们家从她算起往上倒五代，职业都与教师有关。她太爷爷的父亲是个乡村的私塾先生；太爷爷是保定军校校长；爷爷是个商人教师，曾在北京大学兼过职。到了父母这一代，父亲师克宽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刚解放就参加了工作，1952年随着全国院系调整进入清华大学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教书，直至离休。母亲谢令德是清华附小德高望重的老师，白楼许多孩子都是她的学生，我也是她的学生，当年谢老师教过我图画课；她父母辈的许多亲戚也都从事着教师工作。到了师诚这代人，她是小学老师，从事教师工作28年，曾经荣获过河北省优秀辅导员、北京市优秀辅导员等荣誉称号；弟弟师俭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师，弟妹是体校的教师，嫂子是教古筝的音乐教师。目前在清华园里，像师诚家这么多人还在从事教师工作的，为数不多。师诚全家福（1950年代）左起：哥哥师勤、弟弟师俭、师诚、母亲谢令德、父亲师克宽、妹妹师环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与师诚同班，她年龄比我大，主意比我多，经常想出一些别出心裁的鬼主意，令我佩服。由于有我这个忠实的粉丝像跟屁虫一样追随，本来胆子就大的她，做起事来更是无所顾忌（实际是不知道后果和危险）。记得在中班的时候，有一天我与师诚为争抢皮球打了起来，老师为了惩戒我们，让我俩在教室里罚站。小孩儿打架一会儿就好了，看见老师不在，我俩就闲聊起来，师诚出了个主意说：“既然老师不要咱们了，干脆咱们逃离幼儿园回家吧。”我立刻赞同了她的建议一起溜出了幼儿园，最后被老师从她家找到。我与师诚关系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两家还有一点儿远房亲戚的关系，那就是谢老师的干妈是我舅妈的舅妈。小时候我总被这层亲戚关系绕糊涂。师诚和师勤称谢老师的干妈为干姥姥。干姥姥丈夫一家与谢老师一家的关系可以往上追溯几代人。到了干姥姥这代，干姥姥丈夫不幸早年去世，谢老师看见干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又无儿无女，就把她请到清华，照看年幼的师诚和师勤，还打算给干姥姥养老送终。干姥姥对待两个孩子就像自己的亲孙子，十分喜爱。师诚和师勤长大以后，干姥姥就不想住在清华了，非要到我舅妈家看孩子，并搬到了西城区木樨地一机部汽车局宿舍。“文革”前每逢过年的时候，谢老师、谢家亲戚、师诚、师勤还要去汽车局看望干姥姥，送些糕点、水果和零花钱等。我舅妈家的人来清华，也让我带他们去师诚家看望谢老师和谢姥姥等亲属，彼此联系一直没断。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干姥姥与师家有联系，非让干姥姥告诉他们师家人的下落，他们打算要找到师家人，挖出什么历史的秘密……“文革”期间，遇事讲究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干姥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都是贫农。她后来告诉我说，她才不怕什么造反派呢，坚决拒绝了红卫兵荒唐无理的要求，还把他们痛骂一顿赶出家门。干姥姥的骨气使师家“文革”期间免遭一劫，现在师诚与我聊起这件事，还感谢干姥姥的为人呢。1968年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清华白楼的绝大多数发小都被分配到老少边穷地区插队落户了。1969年10月清华白楼的大部分教师也被下放到江西鲤鱼州清华干校劳动，曾经热热闹闹的白楼顿时变得冷冷清清。师家由于还有谢老师、师奶奶在家照顾着师环和师俭，那里后来成为了白楼知青和鲤鱼州子弟的落脚地方。尤其那些在山西、陕西插队的白楼发小，第一年探亲回到清华，父母都去干校了，家里空空如也，遇到生活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最先想到的就是去师家求助。师俭记得，哥哥插队以后，有时还有哥哥的同学站在家门口喊着师勤的名字，原来他们从农村回来又没地方吃饭，只好厚着脸皮敲开师家的大门。每当这个时候，师奶奶赶紧开灶做饭，用可口的饭菜招待这些“没爹娘照顾”的孩子……师环也记得，1970年3月一批清华子弟从江西鲤鱼州清华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白楼子弟李颖和张秋琳，因为父母双双下放到鲤鱼州，家里除了家具什么也没有，最后就搬到师家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她们回想起那段生活，从心底里感谢当年谢老师和师奶奶的照顾。这就是那个年代白楼人之间的情谊。2010年12月清华白楼子弟在前门丰泽园饭庄聚会，第一排左起吴正明、陈冲、黄培、张秋琳、王如骐、汪又红、师诚；二排左起莫京、范子恒、史青、庞荧、李桂；后排左起孙立哲、王燕威、师勤、储齐人、李晓清、方胜、庞沄、庞琳、方进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回忆幸福的童年生活，感谢这座拥有厚德载物历史文化的清华园，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通识教育的基础，让我们拥有了应付复杂生活的本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让我们为实现人生的目标而发奋图强永不停息。我们是与新中国共命运的一代人，每个人的成就都托举着装点着永远的清华园。2016年5月14日初稿
2018年3月12日修改
（本文选自清华子弟文集《梦萦清华园》，水利电力出版社2020年出版，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邮购）黄培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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